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了30年之后，中國走到了轉型的重要時刻

這場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既在于要破除既得利益者設置的障礙，也在于要創(chuàng)造一個能吸引人才的環(huán)境

蘇聯(lián)誤區(qū)

1959年蘇聯(lián)制定一個計劃，要15年趕上美國。制定之后他們發(fā)現(xiàn)GDP總量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增加

經濟模式的轉變，最早這個說法是蘇聯(lián)人提出的。在上世紀60年代，蘇聯(lián)提出來要真正趕上美國，就要實現(xiàn)增長方式的改變。

這是因為，1959年蘇聯(lián)制定一個計劃，要15年趕上美國。制定之后他們發(fā)現(xiàn)GDP總量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增加。

GDP的增長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是增加更多的資源投入，另外一個來源是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這是可以推算出來的。蘇聯(lián)的增長率確實比美國高，但主要依靠資源的大量投入，而美國和西方國家在19世紀后期第二次產業(yè)革命時，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

第一種依靠資源的投入，特別是資本投入的增長叫外延增長或者叫粗放增長。這個粗放和外延，是中國人的翻譯，從資本論得來的概念。另外一種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我們開始的翻譯叫內涵，后來通常的翻譯叫集約。

中國一直沿用著這種靠投入來增長的方式，這種增長方式造成很大很嚴重的問題，以至到了文化大革命經濟和社會處于崩潰的邊緣，所以文革一結束，就提出來要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結構是為了解決這種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結果。

上世紀70年代末期調了一次，1981年又調了一次——就是恢復農業(yè)、加速輕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降低重工業(yè)發(fā)展速度這樣來調結構。但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調一次過些時間又回去了。1982年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總理的報告里面，就提出了一個十點方針，其中有一點要把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轉到效益提高的基礎上，那時候不大用“效率”，用“效益”，意思是一樣的。接著，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制定了一個計劃，到2000年，GDP翻兩番。那句話有一個前提：在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2000年，翻兩番超額實現(xiàn)了。但前提沒有實現(xiàn)，而且這個問題就愈演愈烈了，因此“九五”計劃里又提出要實現(xiàn)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根本轉變是從粗放的經濟增長，到集約的經濟增長的轉變。第二個根本轉變是第一個根本轉變的基礎，就是體制的轉變。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要實現(xiàn)這兩個根本轉變。

九五計劃有沒有進展？到2000年有一點進展，可是到了“十五”計劃，情況不好，逆轉了�！� 十五”計劃的特點，21世紀一上來就加速了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可以提高經濟效率的做法，但是這里面有一個因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從農民那里拿來的土地，大量投資。一個是搞形象工程，另外是搞政績工程，搞大項目。當時整個增長方式就往回走了，又提出來要按照蘇聯(lián)斯大林那套方法走，幾乎所有的省都提出來中國進入一個重化、重工業(yè)化的時代。

東亞危機

在這些條件下，窮國補貼富國，依然是對窮國有利。但條件變化后，就有點做冤大頭了，而且會引發(fā)資產負債表危機

“十五”計劃中間還發(fā)生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用了蘇聯(lián)這一套增長的模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改革開放以后好像沒有上世紀50年代那么嚴重。

為什么呢？我們用了一個辦法�？客顿Y來拉動增長，所以GDP中投資的比重越來越高。投資率決定了增長率，投資率越高增長率越高。同時，消費在GDP中的比重越來越低。這樣，產能越來越高，但是最終需求不足。在馬克思那里就說這造成一個經濟問題，就是經濟危機，需求不足造成的蕭條。

但是為什么我們還能支持，沒有發(fā)生大問題呢？因為我們學了東亞國家的經驗，出口導向。靠凈出口補充國內需求的不足。

日本、韓國……東亞國家都是這么做的。但這種政策在持續(xù)10年、20年后，無一例外都出了問題，金融出了問題，就是貨幣超發(fā)。因為你成功的執(zhí)行這種出口導向政策的結果，就會是外匯儲備過多，貨幣超發(fā)、流動性泛濫，泡沫生成。特別是資產泡沫生成，如果超發(fā)的貨幣都跑到資產市場上去了，股票、房地產、收藏品、黃金暴漲，泡沫碰到一個沖擊就破滅，整個經濟體系就出現(xiàn)了所謂資產負債表危機。

所以，當一個國家實行這個政策很成功，而資源的限制越來越重，大量貨幣積累的情況下就要考慮轉變，轉變出口導向的政策。這里說的調整政策，是減少凈出口(也就是進出口之差)，不是減少出口。

出口導向政策，實際上是對進口國的補貼。因為你本國貨幣是低估了，本來這個東西應該賣10元的，他只賣8元，就對對方補貼了2元。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這個政策對于我們這些發(fā)展中國家是非常好的政策。什么條件下呢？第一是大量人口需要就業(yè)。第二，資源瓶頸不是很緊，比如土地資源、礦產資源可以附加在勞動力上面賣出去。第三是環(huán)境也還可以維持。

在這些條件下，窮國補貼富國，依然是對窮國有利。但條件變化后，就有點做冤大頭了。

當然，還有個問題，如果說你的知識和技術含量不夠的時候，你又把外匯政策上的優(yōu)惠去掉，出口企業(yè)就出不去了。就會發(fā)生很大的問題。所以在調整出口導向政策的同時，必須趕快轉變增長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給外國人補貼，求他買你的東西。

在2004年左右，討論“十一五”時，發(fā)生一場大的爭論，就是增長模式是否要轉變。最后“十一五”規(guī)劃中，認為需要轉變的意見占了上風。但“十一五”和“九五”不一樣，轉變的途徑，發(fā)展服務業(yè)，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yè)，發(fā)展服務化的制造業(yè)和先進制造業(yè)，有很具體的規(guī)定。照這樣來想，并不是效率提高了，勞動就業(yè)率就低了。

蘇南和珠三角魄力大

轉變，最重要的是體制。一方面消除體制障礙，另外一方面要培育起一個能吸引人才、能使得人們發(fā)揮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環(huán)境

我們講所謂的技術進步，并不是說要一步登天，把這些普通勞動力都驅逐了，解雇了，不是這樣。你看看微笑曲線，其實不一定需要多大的投資，需要多高的勞動力。

我并不認為騰籠換鳥是好的做法，但延伸是必須要延伸的。

要自然的遷移，不要用行政辦法去強制遷移。最重要的辦法是提高本地的附加值，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這種延伸，不是下個命令，明天就延伸了，這是自然的、經濟的、經營的過程。

在經濟學上，增長靠各種生產要素起作用的，主要的生產要素第一是自然資源，第二是資本，第三是勞動，這里勞動講的是普通勞動。第四是人力資本，就是人的技能和知識。在古代社會，在幾千年的社會中，主要是靠自然資源，所以就陷入了馬爾薩斯陷井。產業(yè)革命以后，主要靠投資，就會發(fā)生馬克思講的各種問題和現(xiàn)代經濟學講的各種問題。到第二次產業(yè)革命以后，轉入現(xiàn)代經濟增長，靠的是什么呢？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回報遞增的，原因是物質資本是損耗的，而人力資本是不損耗的。

換言之，所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發(fā)揮人力資本，也就是人的知識和技能的作用。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并不一定會減少就業(yè)，但前提是要提高現(xiàn)有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水平。前天我去東莞調查的時候找了當過十年東莞市委書記的一位老同志李近維，他說 1996年他就認識到，東莞這樣下去不行，必須要提升人員的素質。怎么做？從辦學校開始，從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辦中專、引進大學，提高人員的素質。當然還有辦法，現(xiàn)在的提法叫筑巢引鳳，不要光是把人弄出去，環(huán)境搞好，外地的人才也吸引進來。

這個轉型，確實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很艱苦的努力，因為牽涉到一個制度的改革，1982年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十條經濟方針上就講了要轉變，到現(xiàn)在已經27年了。如果老這么說，到什么時候我們才能轉變？轉變，最重要的是體制。一方面消除體制障礙，另外一方面要培育起一個能吸引人才、能使得人們發(fā)揮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環(huán)境。

有些地方政府，我覺得真是魄力比較大，也采取了措施。比較熟悉的，一個是蘇南地區(qū)，還有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像深圳這樣的地方，勢頭不錯。上周，我和任正非看了他的上海研發(fā)中心，很振奮。這樣的企業(yè)中國如果有幾千個，那是毫無問題了。蘇錫常也都有很不錯的。2004年，我在浙江調查，1998年我做過一次浙江調查。那時候我覺得浙江很快就可以成為一個發(fā)達地區(qū)，2004年調查，我有一點懷疑了。

這里面有很多體制問題，比如說司法的地方化，就使得企業(yè)不敢創(chuàng)新。還有一個東西，叫塊狀經濟。塊狀經濟在鎮(zhèn)政府的領導下出現(xiàn)的，導致這樣一個問題：你創(chuàng)新，我仿冒。鎮(zhèn)黨委就出來做工作，說你們不必鬧，大家都是中國人嘛，大家共同提高。這么做了，以后沒有人愿意創(chuàng)新了。這是一個動態(tài)的事，我們現(xiàn)在還要努力推進改革，使我們經濟轉型能加快。

來源：南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