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武7·2礦難開審四名重要涉案人出庭

　　本報8月13日訊（特約記者靳子榮） 山西省忻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今日依法開庭公審震驚全國的寧武7·2礦難重要涉案人李天恩、李德生、連玉明、亢存煥4人。

　　法庭上，公訴人認為：被告人原中共寧武縣委副書記李天恩，礦難指揮部副總指揮、入井人員清查核對組組長、寧武縣副縣長李德生，身為礦難指揮部副總指揮，協(xié)助事故調(diào)查組副組長，在事故發(fā)生后，不正確履行職責，在有關責任人提議瞞報事故死亡人數(shù)并具體策劃時，為了減輕責任，逃避國務院直接調(diào)查，沒有予以制止，而是采取默認的態(tài)度，同意按照虛假死亡人數(shù)上報，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之規(guī)定，構(gòu)成了濫用職權(quán)罪。

　　被告人寧武縣煤炭工業(yè)局總工程師連玉明、寧武縣煤炭工業(yè)局局長亢存煥，不正確履行職責，同意賈家堡煤礦接替井違法續(xù)建、恢復基建，使該礦井形成簡易生產(chǎn)系統(tǒng)，以掘代采，非法生產(chǎn)。礦難發(fā)生后，被告人連玉明、亢存煥又參與瞞報事故真相，并統(tǒng)一口徑，對抗調(diào)查，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其行為已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之規(guī)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應以濫用職權(quán)罪追究二被告人之刑事責任。

　　在今日的庭審中，4名被告人對公訴人指控的大部分事實表示“認可”，但幾人均站在自己的立場推卸責任，對檢察機關指控的濫用職權(quán)罪予以否認，辯護人也作了無罪辯護。

　　庭審結(jié)束后，審判長宣布休庭，審判結(jié)束將由合議庭合議，擇日宣判，時間另行通知。

　　“帶嫌疑人李天恩到庭。”法槌落下之后，審判長高聲宣布。

　　9月13日上午，忻州中院法庭，寧武縣原縣委副書記李天恩、原副縣長李德生7·2礦難涉嫌濫用職權(quán)案開庭。

　　高規(guī)格的旁聽者

　　8時15分，記者從太原趕到了忻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門口、院內(nèi)已聚集了幾十人。法庭門口，有頭戴鋼盔的5位法警把守著。

　　記者正準備進入法庭，被告知要想旁聽，必須有忻州中院發(fā)的旁聽證。折到法院辦公樓去領旁聽證，得到的結(jié)果是，前一天中午前就發(fā)完了。辦證的法官讓記者等著，她去協(xié)調(diào)。等拿到旁聽證趕到法庭的時候，已是8時30分，書記員開始宣布法庭紀律。旁聽席的180個座位坐得滿滿當當。記者發(fā)現(xiàn)后排的座位上坐著很多穿制服的旁聽者，湊近一看，全是檢察院的。“為什么來了這么多檢察官？”記者納悶地問身旁的一位檢察官。他說：“全市13個縣檢察院的起訴科長都來了。這個案子影響很大，讓我們來是觀摩學習的。”

　　而一位同行則說，前面坐著的很多都是各縣的書記、縣長等政府官員。負責給記者們領證的那位法官說，按計劃庭審之后領導們還要在法庭就7·2礦難有一個會議。看來，這次審判不僅僅是嫌疑人是否犯罪的一次刑事審判，也是一次有關人員接受法律教育的活動。

　　檢方指控濫用職權(quán)

　　隨著審判長“帶嫌疑人李天恩到庭”的話音，審判庭的后門打開。寧武縣原縣委副書記李天恩戴著手銬走進了法庭。他，已沒了政府官員常見的“派頭”，但看上去并不沮喪。在兩名法警的押解下，李天恩沿著過道走上了被告席。

　　以此為開端，本案的法庭調(diào)查開始了。在對李天恩的法庭調(diào)查結(jié)束后，他被押到庭外候?qū)�。接著，寧武縣原副縣長李德生被押上了法庭。李德生的精神狀態(tài)顯然要比李天恩差些，但也算不上沮喪。對李德生的法庭調(diào)查結(jié)束后，李天恩被再次押上法庭。面向莊嚴的審判席，兩名嫌疑人并排坐在了被告席上，留給旁聽者的是他們略顯肥胖的背影。之后，法庭進行了控辯雙方的舉證和法庭辯論。

　　庭審中，檢方指控李天恩、李德生在寧武7·2礦難中涉嫌濫用職權(quán)。

　　2005年7月2日14時30分左右，寧武縣陽方口鎮(zhèn)賈家堡煤礦發(fā)生瓦斯爆炸事故。李天恩的弟弟打電話告訴他煤礦出事后，李天恩通知李德生及相關部門人員先期到了現(xiàn)場。寧武縣縣長趕來后成立了礦難搶險指揮部，指揮部設在煤礦辦公樓的一個大辦公室，縣長任總指揮，分管的李天恩和李德生任副總指揮。當晚8時30分左右，下井搜救的忻州市礦山救護隊副隊長徐偉明等從井下出來。徐偉明在指揮部匯報情況時，被寧武縣煤管局領導以此辦公室有20多人太嘈雜為由，叫到了隔壁的小屋。李天恩、李德生隨后也都到了小屋。在這間小屋中，徐偉明說井下遇難礦工有30人，并用粉筆畫了遇難礦工遺體所在位置。但在隨后到大辦公室的正式匯報中，徐偉明將死亡人數(shù)說成了19人。

　　檢方指控，當徐偉明在小屋說死亡人數(shù)有30人時，李天恩、李德生均在場。從那時起，兩被告人已知道死亡人數(shù)不是19人，而在徐偉明匯報為19人時，他們卻聽之任之，默許了這種行為。檢方強調(diào)，當時李天恩還問了“30人是什么概念”，有人就解釋說，30人以上國家查，20人以上省里查，10人以上市里查。之后，有人提議少報，徐偉明就從畫圖上不斷抹去遇難者。

　　檢方還指控，李天恩、李德生后來負責核查死亡人數(shù)的工作，但在已知內(nèi)蒙古還有17具遇難者遺體后，李天恩與李德生又兩次商量對策，訂立攻守同盟，對抗調(diào)查。檢方認為，無論是前面的聽之任之、默許，還是后來的訂立攻守同盟，都是濫用職權(quán)，應依法受到追究。

　　控辯雙方各說各理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不認可檢方的指控。他們說在徐偉明說死亡30人并繪圖的時候，他們已離開了那個小屋。當時的30人也不是確定的人數(shù)，而是不斷變化的。在有了新的線索后，他們也做了調(diào)查。查出情況后，也逐步上報了。而在發(fā)現(xiàn)了轉(zhuǎn)移到內(nèi)蒙古的遇難者遺體后，他們向縣里領導做了匯報，因此不存在瞞報的事實。

　　李天恩的律師還認為，李天恩是縣委的工作人員，從事的是黨務工作，只管方向，對行政事務并不具體來抓。因此，說李天恩濫用職權(quán)主體就是錯誤的，濫用職權(quán)的主體應是政府工作人員。李天恩沒有這方面的權(quán)力，當然也并不存在濫用的問題。李天恩是無罪的。檢方則認為即使是黨務人員，也有行政方面的分工職責，主體沒錯。

　　李德生的律師認為，如果以事實為依據(jù)的話，李德生有瀆職行為。他在徐偉民匯報死亡19人時，沒有阻止，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tài)度，沒有盡到應盡的職責。但這種瀆職行為只應受到政紀的處分，而不是刑事的追究。他還認為，如果以法律為準繩的話，李德生是無罪的。他說濫用職權(quán)罪是個“口袋罪”，何為濫用職權(quán)，法律并無明確規(guī)定。李德生的行為是不是濫用職權(quán)，濫用職權(quán)罪里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按照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的原則，李德生是無罪的。

　　對于李天恩、李德生的行為是否造成了惡劣影響。被告人及律師認為，檢方指控的媒體的廣泛報道并不能說明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是不是惡劣是由事情本身來決定的。檢方則指出，隱瞞不報是對生命的藐視，是對大眾知情權(quán)的侵害。李天恩、李德生瞞報死亡人數(shù)造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屬于后果嚴重。

　　不斷敲響的法槌

　　控辯持續(xù)激烈，每個人似乎都有表達不完的意思。因為下午在同一法庭還有開庭，審判長不得不多次敲響法槌，提醒控辯雙方節(jié)約時間。

　　在舉證階段，李天恩的律師要陳述臨汾發(fā)生的礦難（該礦難確定死亡30人，最后報了8人。相關領導受到起訴后，被判了無罪。）審判長解釋說，中國不實行判例制，不能作為證據(jù)。但律師卻認為此案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審判長為此敲響法槌。而當李德生的律師就此案例進一步論述其意義時，審判長又一次敲響了法槌。

　　其實，審判長的法槌敲響的不僅僅這幾次。每次發(fā)言前，審判長總會提醒要言簡意賅，而當控辯雙方說的時間長時，他就會敲響法槌。盡管這樣，庭審還是持續(xù)到了將近下午2時30分。而2時30分，已是寧武7·2礦難又一個案子開庭的時間。